以思想家們的發現人才思想，著名皇帝的發現人才思想和漢末霸主的發現人才思想三個角度作為代表進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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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安在《淮南子》中強調了人才的重要作用：“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如若“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
因此在發現人才的時候，需要根據所觀察對象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考察方法，靈活變通的發現人才，同時發現人才不應只看其過錯和不足，更要看是否有大節。
“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強調了發現人才的重要意義。劉向指出發現人才對于君主的重要作用，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如若沒有賢才，則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并且提出了發現人才的方法“圣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要對人才有一個準確的考量。桓譚提出了發現賢才對國家和君主的重要意義“治國者，輔作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并且提出了伯樂的重要作用“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于十也。”
在發現人才這一問題上，他們都看到了發現優秀人才對國家和皇帝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發現人才的方式，指出了發現人才的困難。這些都體現了在兩漢時期人才思想的逐步成熟，并對當時的人才與社會環境之間的聯系有了更深刻的思索。兩漢時期除了諸多典籍中蘊含的人才思想之外，很多皇帝也非常重視人才的發現和任用，因此筆者將其歸納為著名皇帝的人才發現思想，以漢高祖、漢武帝和漢光武帝為例。
漢高祖劉邦對人才時刻留心，率大軍經過陳留之時“時時問邑中賢豪”時時留心，生怕錯過賢才。得天下之后也沒有松懈，還是在盡可能的網羅天下英才，為己所用。
在漢高祖十一年曾下詔求才，“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表達了他重視人才并愿意禮遇人才的胸襟。此外，劉邦還唯才是舉，選才不論出身、性格、品行和經歷，只要有才能便可提拔重用。以出身論，樊噲以屠狗為業，夏侯嬰以仆御為職，灌以販繒謀生，彭越為盜匪。但瑕不掩瑜，他們都有卓異之能，因此能為劉邦所籠絡，并被寄予厚望，委以重任。
其中功績煊赫者以《史記》和《漢書》世家列傳所記，當有31人之多，他們如眾星捧月般拱衛著劉邦，或運籌帷幄，或效命沙場，或草創制度，為漢室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
漢武帝也很重視發現人才和選拔人才，他在位時期曾多次下詔求賢，由上述多道求賢詔可以看到漢武帝的求賢若渴。除了大力發現人才，他還設立了察舉制度，創建太學，從而擴大了發現人才、提拔人才的途徑。此外，漢武帝對待人才的態度也是不問出身只問才能，他的臣子中有很多都是身份地位低微卻被提拔重用的，如本是奴隸的衛青、海邊放豬的公孫弘、商人桑弘羊、降虜金日磾等。正是這種對人才的寬厚政策，才有了“漢之得人，于茲為盛”的人才繁盛景象。
“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漢光武帝劉秀在起事之時，同樣也看到了人才的重要“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在《后漢書》卷十六《鄧禹列傳》中劉秀聽了鄧禹關于天下大勢的分析后，發現鄧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而鄧禹也不負其所望，屢建奇功，位列云臺二十八將之首。劉秀選才也做到了選才不問出身，除了任用同為南陽的來歙、鄧晨、劉隆等人之外，還任用了其他地域的人才，云臺二十八將之中有十九人都來自其他不同的地區。
很多部下起于微寒，如販馬的吳漢，前朝舊臣卓茂，王莽官吏竇融、侯霸、邳彤等。還有任用有殺兄之仇的朱鮪，足見其用人的胸懷、韜略。
綜上所述，這三位皇帝都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們從未忘記過時刻發現人才，并收為己用，擴充實力。正是因為他們擁有了高度重視人才、積極發現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才能取眾英才之所長，補自身之不足，使自己的統治地位日益穩固。
東漢末年的曹操也非常重視人才的發現和任用，從他的《短歌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中就可以看出他對人才的殷切期盼。
曹操陣營之中的很多人才都是其他陣營之中的，如袁紹陣營的郭嘉、張郃、陳琳、朱靈等，呂布的部下張遼，楊奉的部下徐晃等。而且這其中的很多人一開始與曹操并不交好，如陳琳曾寫下《為袁紹檄豫州文》以此羞辱曹操，但曹操仍舊不計前嫌，收為己用。還有魏種，兗州叛亂時堅信唯魏種且不棄孤也，結果后來魏種叛亂生擒之后，愛其才釋其縛而用之。
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用人不記私怨、不問出處、只重其才、不計其德，在才與德的取舍上與傳統的人才思想有所不同。
同樣，劉備也非常重視人才，為求賢士諸葛亮，三顧茅廬，得諸葛亮《隆中對》為其分析天下局勢，并成為重視人才的佳話，還有關羽、張飛、趙云等眾多武將為其效力。此后，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還招攬了諸多賢才，如法正、費祎、蔣琬、黃忠、向寵等人，并且在發現人才的過程中，不局限于本身的陣營，對于其他陣營人才也非常重視。
如韓玄手下的黃忠，劉璋部下的法正、李嚴等人。孫權也非常重視發現人才，在兄長去世之后便開始獨當一面，除了任用舊臣“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范等為將率。”還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由此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
之后，孫權也一直在挖掘人才并知人善任，正是大量優秀人才的匯集，使得曹操、劉備和孫權能夠在群雄并起的時代脫穎而出，建立穩定的割據政權，雄據一方，成就功業。總的來說，兩漢時期對于人才已經有了明確的認知，相較于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思想不同，對人才的定義也因此而有所差異而言，在西漢確立儒家主導思想之后，對人才的定義在進一步趨同，并根據人才的不同類別有了人才分類的思想。
如果說之前的人才思想是發展期，百花齊放，那么兩漢時期的人才思想就是穩定成熟期。對于發現人才，不論是著書立說的思想家，還是皇帝與政府都已經看到了其對國家的重要性，因此皇帝與政府也在盡可能網羅天下賢才，以此來為國家建設增益。總而言之，研究兩漢時期的人才發現并非是為了模仿古人，而是以古鑒今，汲取其中對于現代中國發展的益處，因為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無論是對于社會還是國家而言，發現優秀的人才至關重要。
正所謂“少年強則國強”，教育事業的發展事關民族的未來，發現并培養更多的人才，為國家和社會輸送更多的有益之才，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科技進步，造福人類社會。
唯有此，中國才能夠自豪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