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落了地，濟南影院即日起關門。”3月30日，董文欣在朋友圈轉發了一張紅頭文件，語氣平靜地說道。當天，濟南通報4例新冠陽性病例。
兩天前，她還慶幸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濟南的影院都開著，只不過上座人數幾乎都是個位數。她是濟南百麗宮影城總經理，已經忍受了一個月的煎熬。3月以來，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慘遭低谷，繼兩年前因疫情停擺之后，百麗宮影城再次面臨入不敷出，當月收入不抵房租的困窘局面。
有的同行更慘，濟南有一家影院一天只賣出去四張票，“還不如關門呢。”
新冠疫情暴發后，繼初期停工的半年，電影院的第二次危機已經到來。今年3月，中國內地電影票房超低位運行。3月24日，內地總票房跌破1000萬元，止步于965萬元(不含服務費)。這是十年來，除疫情復工初期之外，內地單日票房最低的一天。每個影院平均每天賣出50張票，平均每場只有1.8人。
低潮延續至清明。清明節這個迷你檔期每年都有5億多元進賬，去年，清明檔上映的《我的姐姐》更是收獲8.6億票房。而今年，八部國產片撤檔，新片僅有兩部引進片《密室逃生2》和《精靈旅社4》撐場面，加上3月上映的《月球隕落》和《新蝙蝠俠》，清明檔(4月3日~5日)全國票房最高是在首日為4657.13萬元，票房最低在最后一日只有2915.54萬元。
疫情無疑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在營業率低的表面原因之下，票房冰點還有更深層的緣由。投資收緊、開工不足、片荒來臨、不敢上映……疫情再度暴發疊加疫情前的行業寒冬，對電影業的長遠影響已經逐步浮現。觀眾不愿走進影院，實際上是因為沒那么多值得去看的電影了。
兩年前，人們還在擔憂電影院的生死，像過節一樣地迎接影院復工。兩年后，當電影院再次落入困境，卻連一聲關心的詢問都很難聽見了。疫情以及疫情催生的行業重構，顛覆了人們與電影院的物理和心理距離。當影院已經看似可有可無，也許，“冰點時刻”才真正到來了。
最冷的3月
3月18日，導演蔡成杰看完《新蝙蝠俠》，走出電影院，在手機上瞅了眼票房，低得讓他詫異。他手頭正有一部新作還沒上映，感到一陣來自市場的寒意。“作為拍電影的人，都有這樣的擔憂吧，”蔡成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也擔心將來能不能收回成本，或者讓出品方有點基本的收益。”
曾經拍出過《心迷宮》的導演忻鈺坤也挺焦慮，這兩年，他注意到因為對票房回收沒有信心，很多影片撤檔，片方囤積的影片太多，回款壓力變大，投資新片的訴求就會減少。“影院的大面積停工，會產生非常持久的連鎖反應，整個行業都會出現大面積裁員、公司倒閉。”
影院里的這場倒春寒，是在快速復蘇中猝然降臨的。疫情控制較為平穩的2021年，全國票房從上一年的203.14億元拉升回472.58億元，恢復到2019年的74%。萬達影視集團總裁曾茂軍去年預測，全球電影經過兩年的沉淀，2022年將迎來電影市場大年。但事與愿違，今年開局并不順利，春節檔便遭遇同比23%的下滑，之后連滾帶爬一路下行。
3月底之前，濟南還沒有收緊防疫政策，百麗宮影城的票房卻跌到去年同期一半左右。影城總經理董文欣分析，今年春節比去年早，3月距離春節檔比較遠，春節檔影片余熱所剩無幾。另外，新上映的大片也表現欠佳。去年3月，海外大片《阿凡達》和《哥斯拉大戰金剛》接連上映，使得三四月這個傳統淡季，每月也報收25億元，而今年3月僅有9.1億元入賬。
這是10年來，除疫情影響被要求全部停工外，單月票房第一次跌破10億元。
影院經理們在焦慮中等待救市強片的到來，超級英雄大片《新蝙蝠俠》被寄予最大的期待。然而，3月18日首映日這天，與《新蝙蝠俠》同時到來的，還有《國家電影局關于從嚴抓好電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高風險地區電影院一律暫不開放，可是一些并未出現確診病例的城市，也主動關閉了影院。有觀眾電影看到一半，被通知立刻清場關門。最終，雖然電影口碑不錯，票房卻遭遇滑鐵盧，八天后才艱難破億。當然，這部電影的暗黑文藝氣質，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超級爆款，但這樣的票房著實難以匹配“超英片”的身份。
全國影院營業率銳減是票房走低最直接的原因。3月，全國影院營業率跌至50%以下，是自影院復工以來最低點。票房占比前四的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中，滬深兩城影院全部歇業，作為重要票倉的華東地區影院大面積停擺，對票房構成重大打擊。即使在電影院正常開放的城市，影院也寒氣逼人。為了迎接《新蝙蝠俠》，北京首都電影院將晚間的黃金場次大部分都留了出來，西單店晚間將近一半的場次都排映了該片，并且開了零點場。但增長乏力在第一天就很明顯了。首都電影院副總經理于超分析，這跟全國大盤太低有關，“誰也沒想到，全國大盤低到這個份兒上。”
一位影院從業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電影院里的氛圍與社會氛圍具有同頻的特點：當整個社會心態較為積極，影院就會出現叫座的娛樂片；當社會在一段時期里彌漫著焦慮和緊張，人們也很難在影院里找到沉浸的感覺。這既可以在社會心理機制上找到原因，也伴隨著片方和影院順應社會氛圍的主動調整。而現在，不論因為疫情蔓延還是國際形勢，社會情緒明顯是后一種狀態。
疫情暴發兩年多來，影院已經成為受打擊最重的營業場所之一。不通風、長時間聚集等因素疊加，使得影院被想象成一個危險的病毒傳染源。然而事實上，影院里至今沒有暴發過一次聚集性疫情。“每一波疫情到來，電影院總是最先關門、最后開門，潛移默化地大家都覺得，去電影院觀影是個非常危險的事情。”董文欣無可奈何。
相比于疫情的困擾，另一個問題更難解。首都電影院副總經理于超發現，電影產業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循環：觀眾覺得影院沒那么多好電影，所以不愿意去影院，導致上座率低、票房低迷；片方看到票房低迷，不愿意投錢拍大片，就更沒有足夠的優質片源。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片荒。
片荒來臨
2020年夏天影院剛復工時，有經驗的業內人士就預感到，一年后可能會出現片荒。復工初期感覺還不明顯，因為積壓了半年的已經制作完成的電影涌上院線，帶來票房的反彈。但電影一般有一到兩年的制作周期，停工的副作用，將會在一到兩年之后顯現。
于是，2021年暑期檔遭遇了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蕭條。暑期檔原本是全年最重要的強勢檔期，這一年卻低空飛行，從2018年、2019年超過170億票房，滑落到74億元。整個暑期檔，沒有一部賣座的進口大片，也沒有一部國產大片，票房最高的是13億的《怒火·重案》。此前幾年，《戰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八佰》《我不是藥神》等30億以上票房吸金大片，均誕生在夏天。
董文欣認為主要原因還是片源的斷檔，《長津湖》這樣體量的大片，臨時從暑期檔推遲到了國慶檔，導致暑期檔大片空缺；如果放在暑期檔，國慶檔同樣缺片。“簡單來說，就是整個市場缺貨了，沒有太多好片子。”她說。
2020年至2021年上映的大片，絕大多數是疫情前拍攝或者已經制作完成的，在兩年里陸續釋放。比如《八佰》《唐人街探案3》《刺殺小說家》等，它們在影院時開時關的緩慢恢復中，持續提供了熱門片源。到了2022年，疫前拍攝的大片已經大量釋放，加之疫情后新片開工率降低，造成了如今的片荒。
事實上，觀眾對片荒的體感，與新片上映的絕對數量沒多大關系，而是缺少足夠吸引人們走進影院的品質電影。這已經反映在當前的票房結構中。2021年，在《長津湖》《你好，李煥英》《唐人街探案3》三部超45億票房強片之下，第四名《我和我的父輩》直線滑落到不足15億票房。二三十億“腰部”影片出現的真空，是片荒的真正來源。同時，爆款進口片也缺席了。《長津湖》和《長津湖之水門橋》近百億票房，無疑大大提振了士氣，但現象級爆款之下，隱藏著這樣的行業變局。
不過，值得期待的是，從目前信息來看，還有一批名導的作品拍完待映，有的已經在電影院發布過預告，如張藝謀、烏爾善、曹保平、陸川、陳思誠等。這些導演作品“失蹤”的原因可能不盡相同，但據業內人士透露，相當一部分還是檔期原因，希望等到疫情防控平穩的理想檔期，以規避難以收回成本的風險。
片方對檔期的熱衷，更加劇了人們對片荒的直觀感受。如今片荒最嚴重的時間段是日常的非黃金檔期，因為新片越發積極地向熱門檔期聚集。去年，31天假日檔期貢獻了170億票房，占全年總票房36%。董文欣在網上呼吁，片方不要總盯著熱門檔期，平常卻沒片可放。“現在最好的檔期是什么呢？全國影院大部分都開著的時候，就是最好的檔期。”她說。然而片方并不這么認為，從票房數據看，檔期其實比以往更重要了——去年，元旦、春節、清明、五一、國慶均收獲同檔期史上最高票房。這意味著，看電影更加具有節慶活動的色彩，而日常觀影動力不足，這也是電影市場不成熟度的體現。
2020年11月，電影《氣球》上映的時候，全國疫情比較平穩，當時該片制片人王磊還很有信心，認為市場會逐步恢復。可他現在覺得，全國影院關門的六個月造成的是短期外傷，而今天已經到了傷筋動骨的程度。“即使開門也沒什么片子放，上座率也極低。這種看起來不那么激烈的傷害，恰恰是內傷，要恢復過來就很難了。”他說。
王磊擔任制片人的一部新片，原計劃今年4月上映，還沒官宣定檔，就不得不延期。3月以來，全國多地暴發局部疫情，防疫神經再度緊繃，新片紛紛撤檔或觀望。業內已經習慣這種狀態，發行方被敲打得謹小慎微，不敢提前投放太多宣發資源。王磊的新片此前也未做任何宣發，就怕投入打了水漂。
出于對疫情不確定性的防備，新片的發行更加倉促和潦草了。去年，董文欣幾乎每周都會參加面向影院經理的看片會，而今年幾乎一次都沒有。以前有時一天兩場的電影主創路演，今年也看不到了。很多新片悄悄地來、悄悄地走，立牌、物料都沒有，影院想做點宣傳，去網上卻找不到多少信息。
作為制片人的王磊通過一個獨特的指數觀察電影市場，就是朋友圈里的器材供應商。北京郊區有一批電影器材供應商，包括發電車、攝影、燈光等，劇組開工都會找他們租設備。2020年末，《長津湖》和《狙擊手》拍攝時，調空了北京的器材。而今年春節后，王磊看到供應商們都在朋友圈發廣告，說明開工的劇組少了。這意味著，一到兩年之后，或許還有一個片荒期在等著。
娛樂片難尋
浸潤于流媒體帶來的豐富資源，中國觀眾的觀影選擇和審美水平越來越與國際趨近，影院如果無法提供足夠多元的影片類型，就更難有讓人走進影院的說服力。與其特意留出時間、起身出門，去看一部并不太感興趣的電影，不如坐在沙發里打開電視盒子。國產片票房占比持續走高的原因，并不能一廂情愿地歸為觀眾審美向國產片的轉移，或許是選擇范圍受限所致。
今年的春節檔，已經顯現出院線電影類型多元化不足的趨勢。
春節檔向來都有一兩部合家歡喜劇片，并經常成為大贏家，而今年只有一部《這個殺手不太冷靜》，還是一部主打年輕觀眾的喜劇片。這部開心麻花出品的影片起初不被看好，但排片率和票房逆風上揚，在一眾主旋律、正能量影片中殺出重圍，收獲26億多票房，在春節檔中僅次于《長津湖之水門橋》。觀眾再次用票根宣告了對于娛樂性電影的剛性需求。
高品質娛樂片的缺失，是當下電影市場最引人注目的失衡，同質化的影片容易讓觀眾審美疲勞。這兩年，主旋律劇情片的創作和市場都十分興旺，而動作片、喜劇片、愛情片等類型片卻供給不足，難見爆款。零星冒出的類型片佳作，立刻獲得市場的熱捧，比如動作類的《怒火·重案》《速度與激情9》，喜劇類的《你好，李煥英》《這個殺手不太冷靜》。
2020年到現在，票房最高的10部電影里，5部均為主旋律題材，另有喜劇片2部，動作片、系列懸疑片、動畫片各1部。這種市場結構在疫情前已有顯現，《戰狼2》《紅海行動》等已經預示著高票房新型主旋律大片的到來。隨后，商業趨勢、輿論導向和社會氛圍達成的默契，進一步將主旋律影片推舉成市場主流。反觀更早前的2014年到2016三年，票房最高的10部電影里，奇幻片和喜劇片是最賣座的類型。同樣是看電影，心態往往大不相同。電影投資人、出品人楊奇楓曾管理華東地區60多家影院，至今他仍記得《泰囧》《尋龍訣》《美人魚》上映時觀眾的興奮。坐在影院里，他真切地感受到電影工業的進步、創作態度的真誠，那是純粹以電影的邏輯在為觀眾“造夢”，而不摻雜太多其他因素。“我還能想起看那些電影時熱血澎湃的快感，而且從中能看到行業發展的前景。”
調研數據顯示，隨著院線電影類型的泛主旋律化，影院觀眾的平均年齡在提高。這跟影片類型的變化有關，也是文化娛樂產業迭代的結果，與電影院競爭人們有限注意力的娛樂項目越來越多了。在線下，有密室逃脫、劇本殺等社交屬性更強的選擇，線上更有海量易得的視頻資源。影視投資外流，楊奇楓這幾年的投資方向，也逐步向短視頻和文旅等方向延伸。
站在影院角度，濟南百麗宮影城總經理董文欣對這兩年的電影創作相當不滿。她發現疫情非但沒有成為創作者靜下心創作的契機，反而催生了一批討巧的片子，都希望“四兩撥千斤”，卻不會講故事、不會講生活。她在網上罵“爛片”，“我作為電影院更要罵，因為‘爛片’對市場、對電影院的傷害最大，觀眾一次兩次都踩雷，以后更不會來看了。”
“缺錢了”
電影院當前遭遇的冰點，其實早有預兆。2021年票房的回暖令電影界振奮，但如果拿著放大鏡去檢查細節，不難發現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單影院日產出、單銀幕日產出、場均人次、場均收益和上座率等各項數據相比疫情前，甚至比最艱難的2020年都在下降，單影院日均收益比2019年下降三分之一。這些數據才是總票房之外，直接決定每個影院生存的指標。
歸根結底，人們不愛去電影院了。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票房規模回升，一定程度上也是受益于票價上漲，而非觀眾的回流。2021年電影平均票價40.50元，高出上一年8.9%，春節檔、國慶檔等重點檔期漲幅更大。漲價固然拉升了票房，卻勸退了影院黏性不強的觀眾。去年票房恢復到2019年的74%，但觀影人次僅回升到67.5%。
到了今年春節檔，票價上漲幅度更大，單張票價動輒超過百元，導致春節檔觀影人次僅為1.14億，跌回2018年之前的水平。竭澤而漁的漲價潮并未帶來預期的票房回暖，春節檔總票房60.35億，同比直降23.1%。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觀眾強烈的抵觸情緒。
作為影院經營者，董文欣對漲價非常理解。“我去商場餐廳吃飯，發現餐廳也漲價了。因為去商場消費的人少了很多，不漲價怎么撐下去呢？”漲價是在觀眾流失的情況下影院采取的經營策略，結果卻又加劇了觀眾的流失，陷入了惡性循環。
觀影意愿下降、優質影片斷檔、非檔期市場低迷、進口大片缺失……種種現象，說明電影業尚未走出疫情陰影，甚至預示著更為傷筋動骨的變化。如果稍微往前追溯，這種變化實際上是2018年以來行業大調整的持續。
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說，2018年下半年開始，資本對于影視行業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整個行業投資急劇減少，很多項目無法開工。他說，“沒有新的公司上市，也沒辦法進行融資，使一些企業、上市影視公司出現了資金問題。”
2018年是影視行業轉折之年，國家數道文件直指影視行業無序擴張，行業經歷“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等多輪整頓。此前，影視行業熱錢涌流，社會資本大舉進軍影視，“養豬的、煉鋼的、賣煙花的、賣菜的都來收購影視公司。”曾有媒體如此形容。有數據顯示，2018年，73家房地產企業開展了影視業務。
資本是奔著利潤入場的。市場高歌猛進之際難免魚龍混雜，每年都會冒出幾部低投入、高回報的電影，既有高品質驚喜之作，也不乏投機式的影片。各類資本由此被吸引進影視行業，個個摩拳擦掌希望以小博大。FIRST青年電影展創始人宋文覺得，那時的電影業甚至有點像賭博，“一個億拍的電影賣出30億，誰不眼紅？等你手上也有一個億的時候，是不是也想弄個電影？”市場紅火不免讓創作心浮氣躁，出現了一批“糊弄觀眾”的影片，傷害了觀眾的信心。
導演陸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以“哀鴻遍野”形容2018年以來的影視行業。2019年7月，他的電影《749局》殺青，隨后資方資金鏈斷裂，為了做完后期，陸川自己的公司墊資，然后接廣告、拍劇、上綜藝賺錢續資。2021年5月，《749局》才得以復工。
投資的退潮直接影響到大片的持續生產。楊奇楓覺得，疫情前的《流浪地球》在特效、動畫等代表電影工業的指標上均有很大突破，但電影行業卻沒能繼續沿著這條路高速前進，究其原因，就是產業鏈“缺錢了”。“毫無疑問，對電影投資來講，現在是個非常糟糕的季節。”勞雷影業總裁、著名制片人方勵也看到，影視行業的熱錢已經煙消云散，尤其是那些追求短期回報的資本方，對影視行業有更多顧慮。市場不再像以前那么粗放，投資方越來越注重穩定回報。
回顧近些年的電影市場，幾乎每過兩三年就有“倒春寒”的說法。電影本身兼具的商業和文化雙重屬性，決定了行業始終受到多方面的制約。《中國新聞周刊》聯系了多位頭部電影公司的負責人，均不愿就當前的行業問題發表看法。
寒冬的體感傳導到這個行業的從業者身上。一位電影行業資深人力資源主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從2018年開始，電影行業人員流動發生了很大變化。2011年電影市場爆發后，大量人才涌入影視行業，院校相關專業紛紛擴招。但2018年行業遇冷之后，行業容量明顯收縮，影視公司挖人更難了，從業者明顯更為保守。伴隨開工艱難、撤檔頻發等變故，整個行業焦慮心態也很明顯。
但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大潮退去后，留下的投資更加趨于專業化，影視創作也稍微回歸到“內容為王”的軌道。在熱錢奔涌的那些年，出現了很多空有畫面、毫無內涵的“PPT電影”，即使大批陣亡、飽受吐槽，都擋不住前赴后繼。經歷過疫情的沖洗，叫好不叫座的遺珠依然存在，但高票房“爛片”遠遠少于那些年。從各類影展和創投會來看，影視公司更加頻繁地參與其中，物色新導演和劇本，他們越發信任影展的篩選，而不是追逐市場熱點閉門造車。“寒冬反而是大浪淘沙的時機，市場萎縮了，其實好項目是更有機會的。” 勞雷影業總裁、著名制片人方勵說，“只要有好的創意，我們多邀請一些朋友，寧愿占的份額小一點，多做一點精品，反而是個聚人氣的時代。”
“只要疫情結束”——很多業內人士都重復著這句話：只要疫情結束，電影就會回來、觀眾就會回來、影院就會再次熱鬧起來……但問題是，影院能撐到那一天嗎？
誰來救影院
制片人王磊說，在整個電影產業鏈條中，很多人認為影院是產業末端，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應該是產業前端。經濟學出身的他用經濟邏輯分析，影院代表著需求，需求旺盛才能激發供給。電影公司的投資，如果沒法在影院收到回報，就難以維持生產。“河里的水斷了，怎么去挑水澆新的苗呢？”
“疫情中受打擊最大的，不是電影投資人，不是導演，不是創作人員，是院線。”勞雷影業總裁方勵說。電影投資人、出品人楊奇楓身邊半數以上民營影院以及有關的影院設計、施工、物業等公司，在疫情后都面臨極大壓力，比統計數據更令人擔憂。他曾經的影院行業同行，失業的有相當一部分，其余的很多也在伺機跳槽。
身處末端的電影院，命運只能被產業鏈上游決定嗎？行業洗牌之后，電影院行業的短板值得深思。
中國的電影院絕大多數都在商場里，樓下是奢侈品、珠寶專賣店，同一層往往環繞著大型火鍋店，房租不便宜。方勵記得，這是20年前以萬達廣場為龍頭的商城帶動的風潮，最終塑造了中國影院的基本布局。“作為房地產開發商，在自己的樓盤建影院成本很低，但對其他從業者來講，要去豪華購物中心租個場地，負擔太重了。”他覺得，應該重新思考院線建設：到底是作為逛商場的附帶消費，還是可以作為獨立的消費目的地，這是兩種不同的業態。他理想中的電影院，應該離社區近一點，不用開車去，24小時營業，也沒有那么多的衍生消費。
也有業內人士指出，影院是否具有特色，決定著其自救能力的強弱。國內影院幾乎都像超市一樣，以同樣的方式供應著同樣的商品，單個影院難以具備用戶粘性。如果在審批的前提下，能夠給予影院更自主的排片權，決定如何安排新片、老片的放映，不僅能以優質老片補充供給，每個影院還能舉辦自己的影展。循著這一思路，影院還可以考慮通過更多途徑，比如咖啡區、觀影會、沙龍社區放映等，讓影院變得與眾不同。
疫情已經迫使一些影院走出了第一步。首都電影院在疫情后，開始舉辦相聲演出、演奏會等活動。如今差不多每月一次的相聲專場，觀眾少則幾十人，多則兩百人。但現場演出即使單場收益高于電影，演出數量也遠遠不及電影。在首都電影院副總經理于超看來，相比經營收入的增長，這種嘗試更大的意義是理念上的，他覺得電影院現在可能到了一個轉型的節點，應該多做嘗試。
這些變通目前來看只是杯水車薪，在電影院開發出電影之外的盈利性經營項目，全國還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一個更為嚴酷的背景是，電影院這個行業是否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也值得探究。在這個爭奪眼球的時代，小屏幕上的視頻獲得了更多注意力，也獲得了資本更多的青睞。疫情后的人類，已經進化成無比熟稔在線生存的物種，讓他們走進電影院，可能需要更多理由。
這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未來，為了將觀眾拉回影院，影院經營者們不得不絞盡腦汁。發達國家的影院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已經進入增長乏力的飽和期，疫情之后，電影越來越多在流媒體獨家上線，又切去了影院的一大塊蛋糕。為此，國外影院不惜血本升級巨幕、音響等硬件設施，甚至更換更寬敞舒適的座椅，提供餐飲和咖啡，希望把觀眾拉回來。中國的影院也已經趨向飽和，影院從2014年起增長逐步放緩，如今，一線城市影院幾乎增長停滯，二線及以下城市支撐著影院和銀幕數量的增長。
“這么多年，我們好不容易把銀幕數發展到全球第一的規模，一旦倒掉就很難再起來了。”電影制片人王磊憂心忡忡。他覺得影院一旦萎縮，就是結構性變化，“十年八年可能都恢復不過來”。更為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人們可能不太需要電影院了，文化消費習慣發生了扭轉。他自己就是個例子，今年春節檔他一次影院都沒進過，春節之后，倒是買過兩次電影票，都因為時間沖突沒去看，也沒覺得缺了點什么。他想看的電影，都是在流媒體看的。“我發現自己作為一個普通消費者，我不再去電影院了，這就很恐怖。”
“影院興則電影興，應該成為行業共識。”學者尹鴻和孫儼斌在《2021中國電影產業備忘》中說，即使經受著流媒體的挑戰，影院依然是“第一窗口”，是電影價值的第一實現渠道。影院不僅在票房上占據重要地位，其共時性影響會對電影價值的其他窗口(包括互聯網窗口)帶來火車頭式的拉動效應。
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有一個說法：保衛影院就是保衛電影，就是保衛社會。她認為在一個極端個人化的“宅時代”，電影院是一個讓我們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的空間。她心中真正的電影是攜帶著公共議題、負載著公共情感的，從而也是與影院這種公共空間聯系在一起的。FIRST青年電影展創始人宋文描述得更為感性：“我們在黑暗中一起哭、一起感動、一起憤怒，我們需要找到可以分享彼此情感的載體，電影就是那個載體。”
董文欣對觀眾的回歸依然保持信心，“只要疫情穩定了，來了一個好片子，觀眾肯定‘嗡’地就回來了。”現實中也提供了這樣的例子：3月下旬，疫情中的深圳重開了幾天影院，深圳一家影院票房立刻以接近10萬的單日票房，連續三天蟬聯全國銷冠。
“來真的”
影院時常停擺，但上游的電影創作沒有停下，拍了暫時放不了的，就攢下來，成為日后復蘇的彈藥。公眾熟知的很多導演，依然在馬不停蹄地拍攝自己的新片。最近幾個月，國家電影局發布的劇本備案立項公示里，出現了張藝謀的《滿江紅》、文牧野的《歡迎來龍餐館》、萬瑪才旦的《雪豹》、烏爾善的《鄭和下西洋》等劇本信息，標注著“同意拍攝”。
一些數據顯示了影片創作的繁榮。作為新導新作風向標，FIRST影展的電影市場創投項目征集在3月底剛剛結束。報名的劇本數量逐年攀升，2019年有732份，2020年、2021年分別達到857份和916份，今年初步統計再次達到新高。“你會發現大家寫作的欲望被拉起來了，這有點像項目存儲或人才存儲的階段，”FIRST青年電影展創始人宋文樂觀地說，“我覺得是一個利好訊息。”
今年春節過后，有三四個非常有實力的機構找到宋文，希望讓他幫忙牽線青年導演，一起合作新項目。但這些導演都有項目在身，分身乏術。宋文感覺到，這一批中青年導演正在旺盛的創作期，疫情也停止不了他們的工作。
去年冬天，導演蔡成杰拍完了第二部長片《四十四個澀柿子》。他的長片處女作《北方一片蒼茫》，在鹿特丹電影節收獲了最佳影片獎。新片是在杭州一所中學拍的，防疫要求非常嚴格，學校專門給他們隔出半層樓拍攝，出入都走專門通道，禁止與學校師生接觸。慶幸的是沒有被疫情打斷，45天連續拍攝完成。初秋，在內蒙古《平原上的摩西》電視劇劇組，導演張大磊原本希望搶拍幾場夏天的戲，結果劇組居住的酒店附近發生了疫情，管控加嚴。一夜之間就入秋了，只好在劇本里改掉這些戲。《心迷宮》的導演忻鈺坤在南方遇到了幾乎同樣的情況，他們在深圳找到一個非常理想的場景，甚至為這個場景調整了情節，但后來深圳暴發疫情，去不成了。疫情期間，忻鈺坤已經有兩部電影殺青。
這些意外的狀況，改變了他們的工作方式。考慮到各地防疫政策的差別，忻鈺坤劇組跟演員溝通檔期時，就希望他們能盡量全程跟組。“從前期的籌備、選景、周期的制定，都要考慮疫情的不確定因素。”他說，疫情引發的問題直接關乎到統籌計劃和制片成本。
他們也嗅到了市場的變化。忻鈺坤發現，資方對項目的選擇更加謹慎了，對題材和類型的要求也比以往更有傾向性，因為疫情給社會帶來的沉重氣氛，往往喜劇或給人溫暖力量的題材會成為觀眾的第一選擇。蔡成杰也覺得，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觀眾可能更青睞一些能夠帶來慰藉的電影，他知道自己拍攝的題材不是很容易賺錢，早就調整好了心態。他入行時就做好了心理準備，拍電影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疫情只不過讓事情更難了一點，“疫情是這個時代的人應該去接受的共同困難，那我們就接受，保持創作狀態。”
不僅影院需要拯救，尚未培育完成就被打斷的電影市場也需要重新建立。重建過程中，相對小眾的現實主義題材、文藝片、新生代導演或許都面臨著更困難的處境。現在，現實主義題材影片上映越發艱難，去年FIRST影展最佳影片《最后的告別》，至今沒有找到上映的機會。兩年來在各類影展嶄露頭角的影片，大多尚未進入院線，有些導演已經在影迷圈內出名好幾年，卻很少有人見過其作品。“現在這種市場情況，對新導演肯定有非常重的影響。”宋文說。
不過，宋文還是希望年輕導演要敢于去做觀照現實的電影，敢于挑戰不同題材。他覺得有些創作者在躲避現實題材，目之所及，一些導演跑去做低級的搞笑片、古裝玩樂片，“這特別傷害觀眾，覺得你老是不給我來真的。”他以《我不是藥神》舉例，這也是觸碰現實問題的題材，最終收獲了30多億元票房。說明在一個正常的電影市場里，觀眾需要娛樂，也需要“來真的”。這些現實題材電影也許會獲得意料之外的認可——在影院完全復蘇的時候。
“首要是救急，就比如救災一樣”
暫停營業了一個星期，濟南百麗宮影城總經理董文欣也并沒有心情過一個清閑的清明假期，她重新更新起自己的公眾號、在播客節目里聊新上映的蝙蝠俠電影，她認為此時更要提醒人們電影院的存在，不能沉默。作為電影行業鏈條中的最終一環，她期待出臺扶持政策，而政策最好是真金白銀：對電影院的經營者進行減稅，補貼，減免房租，免收電影專項資金。
她提到的電影專項資金在業內簡稱“專資”，觀眾每買一張電影票，票價中的5%就上交到政府性專項資金中，再劃撥用于資助影院建設、少數民族電影譯制、優秀國產影片獎勵等用途。2020年5月，財政部與國家電影局共同宣布，對當時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湖北省影院免收2020年全年專資，對其他省份影院免收前8個月專資。然而，全國影院在前8個月里有5個月停業，本身就不需要交專資。那一年，電影專資規模從2019年的11.93億元降至2.73億元。2020年第一輪疫情過后，全國不少地區都發布政策主動拯救影院，相當一部分資金正是來自于電影院曾經上交的專資。
當時，北京向200多家影院補貼了2000萬元，對因疫情暫停的重點項目給予了創作制作特殊補貼，北京市電影局發布“致首都電影行業的公開信”，提出三方面措施保障影視業健康穩定發展，其中提到，北京市電影局擬對今明兩年重點影片、重點項目和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創作項目開設綠色通道，給予包括金融服務、財政資助、創作指導、攝制支持等在內的保障，保證重要項目不停工、不流產、不降標。同時，提前啟動本年度北京宣傳文化引導基金(電影類)、電影專項資金資助申報工作，出臺相關政策加大對影視文化企業扶持力度。上海以近1800萬元補貼345家影院，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又發布《全力支持服務上海市文化企業疫情防控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將電影業列為重點扶持的對象。一方面補貼影院，依托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對因疫情影響停業的電影院，予以適當的補貼和支持；另一方面幫扶重點電影企業和項目，依托促進上海電影發展專項資金，對反映防疫抗疫的優秀電影作品加大培育和扶持力度。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影視拍攝基地，予以適當的補貼和支持；廣東向影院分配了近5000萬元電影專項資金，數額從每家1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浙江以1000萬元補貼停業院線，并加大對橫店、象山等影視基地的扶持。湖南對單家影院國產影片年度總票房的千分之三作為額度予以補貼，并對疫情過后新開業的影院予以補助。江蘇省信用再擔保集團、南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手推出支持全省電影業抗疫專項金融服務，宣布將拿出 10 億元專項額度，助力江蘇電影業渡過難關，為其未來發展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電影局等八個部門還聯合發布了江蘇 “影十條”，從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加強財政支持力度、加大信貸投放、減免房租等十方面幫助電影業。之后更持續出臺“企業指南 ”“ 電影貸款項目貼息”等，并指導南京、無錫、常州、蘇州等地出臺對應落實政策……
當時，疫情剛過，無論政策層面還是觀眾意識層面，都對電影行業所遭受的打擊有直觀的認識，所以出臺了很多相關政策，觀眾也對重新開啟的電影院釋放出很大的熱情。但是似乎無人預料得到，疫情在此后一直斷斷續續綿延至今，而在2022年春節之后，形勢又突然變得嚴峻且復雜起來，而此刻，電影業就如同在已經收起冬衣、關閉暖氣迎接春天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場低至零下的倒春寒正在襲來，而處于速凍中的電影從業者，似乎已經乏人關注。
作為影迷，何思也開始琢磨自己為什么突然間就不愿意再進影院了。原本，幾乎每周末都會去電影院，也熱衷于參加電影資料館搶票活動的他，已經好幾個月沒進過影院。“應該是從今年春節開始的，首先，從內容和類型上來看，片子本身不吸引人。我們在電影院里能看到的類型太少了，太重復了。影迷圈子里討論的那些熱門電影又進不了院線，那我們有什么動力去影院呢？”何思說，“更何況現在的票價又越來越貴。”
票價貴，并非幾個觀眾的個體感受，據公開數據顯示，2022年春節檔平均票價達到55.2元，創下歷史高點，而2021年春節檔平均票價是48.88元，2018年的平均票價為39.72元。以石景山萬達影城為例，《長津湖之水門橋》的VIP廳最高票價達到199.9元，朝陽區長楹天街盧米埃影城，IMAX版《長津湖之水門橋》均價為159元。這還是北京相對較遠的處于東西兩端的影院票價。“兩個人去看一場不會超過預期的電影，要花掉三四百元，有多少人會去呢？所以，我希望的還是票價能回歸常態，看電影最起碼不應該成為一種有負擔的消費。”
票價變得昂貴，不只是因為各種購票平臺不再補貼紅包，更多的還是因為疫情之下不確定的大環境讓影院經營者不得不急功近利，影院時關時開，觀眾熱情忽高忽低，好片源不敢上映，幾種因素疊加之下，只能趁稍熱的檔期抓緊讓票房落袋為安。這成為了一種買賣雙方間的惡性循環。
濟南百麗宮影城總經理董文欣有一個既簡單似乎又不可能完成的心愿——能不能在宣傳疫情防控時不潛移默化地讓人們覺得去影院觀影是一件危險的事。和她一樣的從業者也都希望管控政策能對電影院能更柔性，但他們這個話題都諱莫如深，因為他們知道，在整體的嚴格管理之下，有更多涉及民生的行業也被叫停，似乎不可能對電影院網開一面。
何思最近計劃去電影資料館看塔可夫斯基的舊作放映，他覺得至少那是值得花費時間去觀看的大師作品，平時也很少看得到，票價也不過40元到80元之間。“總之，要想讓觀眾回流電影院，一是院線的片子要擴大種類，引進真正的新的好電影，或者讓國產電影能擴展類型。第二，就是票價回歸正常。”何思說，“電影院本來不會被取代，別讓它因為電影之外的原因死掉。”
從兩年前的疫情至今，電影院依然處在緩慢恢復期，一些政策扶持也在持續。今年春節過后，國家14個部門聯合印發了促進服務業困難行業恢復發展的政策，其中有一條特意提及了電影院：不得非經流調、無政策依據對餐廳、商超、景區景點、電影院等實施關停措施、延長關停時間。擅自增加對服務業疫情防控措施的行為，也被明令禁止。
但從各地實際情況去看，關于影院的開放政策難以統一。在3月份剛剛發布的《國家電影局關于從嚴抓好電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確要求，中高風險地區電影院一律暫不開放，低風險地區電影院要按照屬地防疫部署要求，該限流的限流、該暫停的暫停、該關閉的關閉。如今風險區劃分已經精確到社區、村莊甚至居民樓，但影院開放政策仍然以區甚至市為單位。
其實，政策層面對電影院的幫扶也在繼續，只是相較于2020年疫情過后大規模的幫扶政策，此次的扶持顯得更為散點化，比如，近期，深圳對電影院分檔予以支持，單個企業最高補貼60萬元。溫州的影院今年可以領取每個座位每月25元的補助，共計6個月，一個1000座的中小型影院可以獲得15萬元補貼。截至目前，面向影院的具體扶助政策仍少于兩年前，也缺乏針對性。或許這是因為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這場倒春寒會在這個時刻降臨。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4月5日，全國影院營業率只有44.37%，截至4月6日，票房大盤也只有2900多萬元。
在宏觀的管理、應對和幫扶政策之下，電影行業的從業者們自己有著更為實際的訴求。電影制片人王磊打了個比方，他說，影院就相當于土地，土地壞了、沒了，就算有種子、有牛、有耕種的人，都沒辦法產出糧食了。所以目前的政策應該首先保護電影院和影院從業者，比如減免租金、救濟工作人員，“首要是救急，就比如救災一樣。只要有生力軍在，產業會自動修復，生力軍不在了，就沒戲了。”制片人王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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