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歐債危機發生以來，量化寬松便成為歐洲央行以及歐盟機構決策者的關鍵經濟調整工具。2015年初啟動后，市場反應一度強烈，歐洲經濟亦逐漸顯現出強勁復蘇的曙光。但隨后受恐襲、英國脫歐等影響，歐洲央行不得不在泡沫經濟和持續衰退之間作出艱難抉擇，一再延后量寬退出期限。
應該看到，僅靠寬松貨幣政策難以解決歐洲經濟面臨的所有問題。如果不能有效地推進歐元區內部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歐洲央行現行的貨幣政策不僅可能在歐元區內部引發新的經濟結構失衡，還極有可能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消極的外溢效應。
今年以來，包括歐元區在內的全球多個主要經濟體逐漸呈現復蘇態勢，在歐洲央行超常規貨幣政策的疊加影響下，歐元區多年未見的通脹現象似有回歸之勢。但與此同時，或許是注意到歐洲經濟復蘇仍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歐洲央行在近期的議息會議期間強調貨幣政策步調穩健，基本闡明了年內延續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大基調。看來，歐元區短期內尚不會輕易擺脫量化寬松“拐杖”。
各種跡象顯示，歐洲經濟正步入復蘇軌道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預測數據顯示，今年歐元區通脹率或將達到1.4%，同比顯著回升。今年以來，德國、法國、意大利的ZEW(歐洲經濟研究中心)經濟景氣指數連續4個月增長，其中法國和意大利創下了自1999年12月以來的新高。無獨有偶，在近日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21年度春季經濟展望報告中，歐盟及歐元區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也被調高，預計歐盟和歐元區經濟有望在今年分別實現4.2%和4.3%的增長水平，明年均實現增長4.4%。
此間有分析認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歐盟機構決策層已下定決心，冀望依靠超寬松貨幣政策走出經濟衰退。此前，與歐盟機構合作緊密的比利時布魯蓋爾智庫便多次撰文指出，歐盟需要借助一系列連貫、超常規、大規模的貨幣刺激措施走出危機。歐洲央行執委斯圖納拉斯更是直言“應考慮讓量化寬松成為歐洲央行的永久工具”。
面對通脹數據抬頭趨勢，有歐洲央行官員認為，至少在中期內，歐元區內部的金融風險可控：一方面，受去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歐元區的通脹對比基數極低，不具備普遍意義上的預警作用;另一方面，包括美國、英國、日本等在內的多個主要發達經濟體自去年以來先后祭出了海量寬松政策，抬升了全球通脹預期，歐元區自然無法“獨善其身”。
自2009年歐債危機發生以來，量化寬松便成為歐洲央行以及歐盟機構決策者的關鍵經濟調整工具。歐債危機后，深陷“弱復蘇”泥潭的歐洲經濟整體增長持續乏力，社會失業率高企。在出口低迷、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低的疊加影響下，歐元區當時已經在事實上步入了技術性的通貨緊縮境地。為了擴大內需、增加出口收入、穩定市場信心，歐洲央行于2015年初宣布啟動量化寬松政策，以此重振市場信心。“靴子”落地后，市場反應一度強烈，歐洲經濟亦逐漸顯現出強勁復蘇的曙光。但隨后接連在歐洲各地發生的恐襲事件，以及英國啟動脫歐，導致歐元區量寬政策效用在相當程度上被削弱，以至于歐洲央行不得不在泡沫經濟和持續衰退之間作出艱難抉擇，一再延后量寬退出期限，間接拖累了歐元提升國際地位的“雄心壯志”。不過，在此期間，歐洲央行在時任行長德拉吉的帶領下，秉持“鴿派”理念，倒也總體平穩地度過了歐盟內部危機集中爆發的高危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貨幣政策施政經驗。
正如布魯蓋爾智庫負責人沃爾夫所指出的，相較于10年前的歐債危機，當前歐盟各國政府的債務問題相對舒緩，政府財政面臨的債務成本壓力相對較低，因此需充分依托當前歐洲穩定機制和復蘇基金項目。面對可能隨之而來的債務問題，沃爾夫主張“應由隨后的經濟復蘇增長消化債務，當前并不是考慮退出量寬的時刻”。
不過，僅靠寬松貨幣政策難以解決歐洲經濟面臨的所有問題。一方面，債務危機的陰影始終未曾完全從歐元區上空消散，歐洲經濟潛在的通脹走勢也已引發了周邊一些國家的警惕。挪威作為歐洲經濟區(EEA)成員國，與歐元區金融連通水平較高。此間有報道稱，挪威央行正在考慮提前加息的具體時間點。另一方面，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歐元區內部國家的貧富分化態勢，如果不能有效地推進歐元區內部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歐洲央行現行的貨幣政策不僅可能在歐元區內部引發新的經濟結構失衡，還極有可能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消極的外溢效應。
未雨綢繆，趨利避害。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胡琨認為，歐元區何時退出寬松貨幣政策，將取決于當地經濟的實際復蘇情況。隨著歐洲疫苗接種逐步普及，歐洲經濟復蘇進程或進一步加快，對于一些仍深陷抗疫“泥潭”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資金外流壓力將對應上升，這些國家的實體經濟復蘇成本亦將隨之高企。面對未來可能進一步吹大的全球資產泡沫，對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唯有加緊預判金融市場風險，才能在后疫情時代做好趨利避害的“選擇題”。(陳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