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藥學會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2018-2019年納入國家醫保目錄的腫瘤創新藥，在1420家樣本醫院中的進院比例約為25%。為什么通過“靈魂砍價”進了醫保的創新藥在醫院卻買不到?4月9日，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召集了多位業內專家對此進行詳細解讀，并提出建議。
降價不會成為藥品進入醫院遴選藥物目錄的主導方向
北京協和醫院藥劑科副主任趙彬在會上表示，藥品進入一家醫院的目錄，首先要滿足臨床的治療需求，這是醫院要考慮的第一因素，“尤其是對疾病治療的不可替代性、安全性和與現有藥品的比較等方面會進行重點的考量，而藥品的降價則不會成為其進入遴選的主導方向。”
趙彬坦言，一種藥品從獲得上市資格到被醫生詳細了解，需要漫長的過程。因為藥品上市前的研究往往納入的病例數比較少，研究時間也相對較短，實驗對象的年齡范圍也較窄，入藥的條件控制得非常嚴格。因此，相對于醫院把藥品用于大范圍群眾的實際需求，新上市的藥品還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說藥品有效性評價的局限性、特殊人群用藥的安全性，罕見不良反應的發生率等”，都需要考慮。
趙彬指出，很多藥品的嚴重不良反應都是在上市后數年，隨著使用人數的增加才被發現的。因此，臨床醫生客觀掌握藥品有效性和安全性信息，并積累足夠多的證據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北京大學藥學系主任史錄文指出，隨著我國醫保準入的常態化、規范化，甚至剛剛獲批不久的藥品即可參與醫保談判，如2020年的國家醫保藥品談判時間截至當年8月，而談判成功的藥品中，澤布替尼、伊尼妥單抗于2020年6月剛剛在我國獲批上市，“部分藥品需利用充分證據，以確定其實際臨床價值。”
藥品進入醫院需經過多重考驗
除了藥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等因素外，藥品的成本也成為制約其進入醫院目錄的另一項重要因素。
“在全面實行藥品零差率政策后，藥品配備、儲存、耗損等都成為公立醫院的成本。”首都醫科大學國家醫療保障研究院副研究員曹莊表示，藥品對醫療機構從盈利因素變為成本因素，影響了醫療機構配備藥品的意愿。
此外，根據藥品相關管理規定，要求800張以上床位的公立醫院配備藥品的品位數不得超過1500種，其中西藥1200種，中成藥300種。曹莊指出，一些已足額配備的醫院，如果要新增藥品，需要同時調出相應數量的藥品，難度和阻力相對較大。
趙彬補充說：“不同地區、不同等級、不同定位的醫院收治患者的疾病譜不同，臨床藥物的治療需求也不同，因此，醫院藥品的遴選主要與醫院的功能定位、臨床科室的專業方向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所以，不同醫院的藥品目錄也存在非常大的差異。”
與此同時，藥品進入醫院目錄還需要經過藥事管理與藥物治療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的審核。曹莊說，委員會審核程序的設定，也會對藥品能否進醫院和進醫院所需時間長短有重要影響。
趙彬介紹說：“當醫生確認需要提交某種新藥的用藥申請后，醫生所在的臨床科室會組織科內專家進行一個初步的遴選，然后將遴選結果提交給醫院的委員會。委員會會對藥品的新增、淘汰和暫停使用等進行審核。”
然而，委員會的開會頻率不固定。史錄文表示，有的醫院一年開一次，有的兩年開一次，由醫院自己決定。
“雙通道”用藥保障機制緩解談判藥品醫院供應不足
據不完全統計，已有20余個省級醫保部門出臺了相關政策，對部分談判藥品實行“雙通道”的保障政策，即對參保人員使用和報銷部分高值或者特殊藥品，實行定點醫療機構和定點藥店共同保障的辦法。曹莊說：“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談判藥品醫院供應不足的問題。對于通過醫院渠道不能完全解決藥品保障的地區，我們認為此做法應該可以予以鼓勵。”
曹莊指出，“雙通道”用藥保障政策是基于現實條件的一種管理創新，也是傾聽群眾呼聲，解決合理需求的一種選擇。實行雙通道保障政策，對醫保管理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很多執行“雙通道”政策的地區都建立了定治療機構、定責任醫師、實名制管理、定供藥機構等配套管理政策，在滿足藥品需求供應的同時加強用藥的管理。
此外，曹莊還認為，應該完善相關政策規定，對醫療機構配備談判藥品提供支持。有些地區也有這樣的嘗試，如云南省為做好談判藥品的落地，醫保聯合衛健部門通過取消藥占比，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談判藥品入院難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