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也就是四十年前，周玨良（1916—1992）先生發表論文《河、海、園——〈紅樓夢〉〈莫比·迪克〉〈哈克貝利·芬〉的比較研究》。這是他一直希望探索的普遍詩學的領域。只是，如王佐良在《周玨良文集》序中遺憾道出的，“許多事在他似乎只是剛開了一個頭”。周玨良并不執著于著述，我們想要了解更多他在學問人生上的洞察感悟，還須回看他在20世紀的優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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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俄文大隊，后發展為延安外國語學校。1949年以后，學校歸外交部領導，后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其實除了延安的傳統之外，清華外文系的傳統，在北外，特別是英語語言文學方面也有著重要的影響。王佐良、許國璋和周玨良等聞名全國的教授都是清華大學外文系的畢業生。
我在北外求學期間沒有見過周玨良先生。只是聽英語系的同學說，玨良先生不僅英文好，也是一個特別有學問、有風度的教授。那時候我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北外中文系一位老師的介紹，我經常去位于西四的廣濟寺讀佛經，并在那里認識了周紹良先生。廣濟寺是中國佛教協會的所在地，我在佛教協會的圖書館也看到了多種“周叔迦居士贈書”，但我卻從來沒有把這些同周玨良先生聯系在一起過。
《周玨良文集》
2004年，我在研究衛禮賢的過程中，發現他不僅將中國的經典翻譯成了德文，同時也將德國哲學譯介到了中國。1914年的時候，他與一位名叫周暹的中國人合作將康德的《人心能力論》（1797）譯成了中文。后來我在影印本的《人心能力論》（1987）署名周玨良的手書后記中，知道周暹是周叔弢先生的名，這才真正將北外那位英語教授周玨良與周叔弢之子聯系在一起。
玨良先生的一生，猶如一部中國現當代的歷史。他1916年生于天津，出身于顯赫的建德周氏家族：曾祖父周馥官至兩廣總督；祖父周學海為光緒年間進士，一生淡泊功名，唯好讀書，尤喜鉆研醫學；父親周叔弢是實業家、古籍文物收藏家。玨良早年上完私塾后，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之后在清華大學和昆明西南聯大外國語文系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玨良回到母校擔任講師。作為清華培養的青年才俊，玨良與王佐良、丁則良和王乃樑一道被稱作“四良”。1947年他考取了公費赴美留學生，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1949年回國，在華北大學進行了短暫的政治學習后，從1950年開始他就一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在朝鮮戰爭后期的1953年，他赴朝鮮擔任過開城停戰談判的翻譯。
從玨良先生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真正對他產生影響的有兩個人，一位是父親弢翁，另一位是他在西南聯大的導師吳宓。
玨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錄學》《我父親和書》以及《〈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后記》三篇文章中，對其父弢翁的藏書做過系統的研究。他認為，按照清代詩人洪亮吉在《江北詩話》將藏書家分為考訂、校讎、收藏、賞鑒、掠販五種的說法，弢翁繼承了傳統，且遠紹乾嘉年間的顧千里、黃堯圃。玨良在另一篇文章《自莊嚴堪藏書綜述》中舉例提到了弢翁所藏西文書中的英文書，文學方面，包括《新會校會注會評本莎士比亞全集》，以及關于莎士比亞文法、詞匯、傳記等等的著作，還有許多教學用莎氏全集注釋本，斯賓塞和彌爾頓的全集和分冊注釋本等等。此外還有很多叢書，如《人人書庫》《家庭大學叢書》以及《司各特書庫》。玨良說：“我少時從翻閱這些書中得益不淺。”
正是家庭藏書的耳濡目染，讓玨良開始對英國文學產生了興趣。作為真正啟蒙教師的父親，對玨良后來選擇英國文學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可居室藏1980年5月25日周玨良寄大哥周一良函，談及《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出版進展
玨良的另外一位人生導師是吳宓，他們最初相識于1935年的秋天，玨良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的時候，是經他的堂兄周熙良介紹的。后來他們熟悉起來，吳宓經常將書借給玨良和他的同學李賦寧。1940—1941年玨良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做研究生，吳宓成了他的導師。玨良認為，吳宓先生不僅為人篤實誠懇，在做學問方面也樸實無華，“從不作架空之論，更無嘩眾取寵之心”。玨良提到在清華的時候，吳宓曾開設“英國浪漫詩人”的課程：“他著重講時代背景、詩人生平、詩的本事和思想內容以至英詩的格律，而獨少談起詩的審美方面。當時我覺得這樣講法太枯燥乏味，頗不滿意。后來知識漸長，又到國外大學求學開了眼界才知道在新批評派盛行之前，這是文學的傳統教法，體會到它自有長處。”玨良特別服膺于吳宓有關文學變遷的論點：“文學之變遷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轉摹彼人，舍本國之作者而取異國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于是異采新出，然其不脫摹仿一也。”這不僅僅適用于某一國的民族文學，同時也適用于比較文學。玨良認為，吳宓同樣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開創者，他的《〈紅樓夢〉新法》便是通過與英國小說的比較來認識《紅樓夢》一書的特點。而吳宓的論點，在玨良后來的英國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中都有所體現。
玨良先生的身上帶著一種舊時代的貴族氣，從他不同時期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懷舊而又羨新，享受生活而又情愿投入到新時代的潮流之中去。學生曾回憶他“臉上總掛著一絲若隱若現的微笑”，我一直覺得他微笑的背后，其實內心一直帶有完成某種使命的堅毅。按照佛教中觀學派的說法，我們能看到的玨良先生的一生，許多經歷，只是由于經驗或習慣所觀察到的事物習性而已，是所謂的俗諦。而從究竟處體驗玨良的內心世界，才是第一義諦。
玨良先生1950年進入北外任教——當時的北外還在頤和園旁邊的西苑，他們一家人只能擠在一間不足10平米的曾經做過兵營的排房之中；1958年北外搬入魏公村的新址后，他們一大家子也只能住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中。前些天我在讀玨良先生的夫人方緗（1920—2020）女士的回憶錄，她寫道：“1986年學校落實政策，為他調整了宿舍，年已70歲的玨良居然得到了一間寬敞的完全屬于自己的書房，喜出望外。……他非常愛自己的書房，取名‘書巢’，并把它當成自己的號，寫點什么偶爾用以署名。……在書巢中隨心所欲地翻出自己喜好的書籍、字帖、墨硯之類瀏覽觀賞，有時情之所至，磨墨寫上一兩帖詩詞書法。”《書巢》是陸游的名篇，文中生動而幽默地表現詩人嗜書如命、與書俱生的人生狀態。陸游所謂“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這其實也是玨良先生的理想。
在比較文學方面，玨良先生的論文《河、海、園——〈紅樓夢〉〈莫比·迪克〉〈哈克貝利·芬〉的比較研究》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玨良認為，盡管曹雪芹、梅爾維爾和吐溫所處的時代完全不同，但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密西西比河、海和大觀園卻構成了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沖突的戲劇性場面。他希望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作品做更多的歸納研究，“應當能發現更多共同的藝術結構原則，甚至達到建立某種普遍性的有使用價值的詩學”。這一研究其實已經直覺地打開了費正清“沖擊—回應說”的理論格局。
即便在他的專業研究領域，玨良先生也沒有大部頭的論著或翻譯。一直到他晚年撰寫的《英詩選譯》，他也只是細致分析了龐德、華茲華斯、拜倫、蒲柏、莎士比亞、濟慈、艾略特的八首作品，分別以《以最短的開始》《一首清新含蓄的抒情詩》《詠美人詩》《詩可以不言志》《無韻的詩》《美妙的詠物小詩》《以俗為雅之詩》《墓銘——詩的變體》為題，通過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詩歌的主題以及中英詩的對比，既講解了語言、格律，又闡明了旨趣。正因為玨良先生沒有追求宏大敘事的野心，他才能像詩人一樣準確地向中國讀者傳達英詩中的審美和情調。
玨良先生的文章之所以有意義，讓人讀起來覺得有意思，最關鍵的一點是他不斷在進行中西詩學的比較，而不是用本質主義的方式下結論。在《中國詩論中的形式直覺》一文中，他先后列舉了宋代詩人陳與義所說的“生”于“眼底”而有待“安排句法”的《春日詩》之一；濟慈的那篇在星空中的崇高的詩篇“huge cloudy symbols”（巨大而朦朧的象征）；陸機那“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的境界；劉勰的“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的狀況；蔡邕所論在書法中要“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蘇東坡論文與可畫竹之“胸有成竹”；陳師道謂“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也”；20世紀現代音樂的傳奇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謂音樂創作中的“the intuitive grasp of an unknown entity already possessed but not yet intelligible”（對已達到但尚不清楚的一種不知名物的直接掌握）；以及他在芝加哥的教授克蘭所謂的寫文章要有“subsuming form”（統帥一切的形式）等，他通過中西詩歌、繪畫乃至音樂的會通，提出用“形式直覺”來替代諸如“神思”“韻味”“沉郁”“頓挫”等傳統文論的范疇。除了中國的詩詞，他也提到19世紀英國著名批評家阿諾德分析當時英國詩作的時候，也會用到這一分析形式。“我認為把‘形式直覺’作為中國詩論的一個特點，掌握住這一點以研究中國詩論就不會發生那種通常的誤解。”
正因為玨良諳熟中英兩種詩學、兩種文化，因此他不論對英語文學還是中國文學，都會有創造性的認識。他曾分析過用新批評派評論家利維斯的方法來解讀雪萊的詩——“用一個時代的詩感來讀另一個時代的詩”，他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同時他也指出，使用中國傳統的詩感來讀雪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它能容忍很大的朦朧、模糊”。
王佐良先生曾經說，玨良先生的“不可及處很多”。玨良先生去世前曾經把自己的文字整理成《周玨良文集》共計50萬字，不過是600多頁的一部著作而已。但其中很多篇都是值得我們今天依然用心去閱讀的。
盡管玨良有詩人的氣質，也有一顆詩心，但他從上大學開始便“一心想當學者，不搞創作”，與他的同學、后來的妹夫穆旦（查良錚）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他在講到穆旦的《智慧之歌》時引用了其中的一段：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
他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
我詛咒它每一片葉的滋長。
之后，玨良如是評論道：“這智慧之樹是以苦汁為營養，是嘲弄人的，也是可詛咒的，可是它又是不凋的，碧綠的，不斷滋長的……。”
玨良去世后，大哥一良寫道：“……其專業是英美文學，而中國文學修養也很好，并擅書法。他生性懶散疏放，有詩人氣質，嗜好甚多。……我為他寫了一副挽聯：‘生也優游，去得瀟灑；詩精中外，書追晉唐’。”
玨良先生在晚年的時候謙虛地說：“數十年來我是翻譯界中一個打雜的，口譯筆譯，政治文學，外譯中，中譯外都搞過，都沒有專門搞，又因為對文學理論有興趣，因之對翻譯理論也經常注意，可也沒有專門搞過。”其實，不論在翻譯還是在研究上，玨良先生都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英國文學傳統做了極好意義上的結合，正是在這一結合之上，他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一種隔岸的洞察。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此基礎之上，有著對文學和人生的徹悟。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