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經濟從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衰退中曲折復蘇，主要發達經濟體超寬松貨幣政策帶來一系列問題。隨著11月美聯儲開始縮減購債規模，盡管主要央行貨幣政策未來一段時間仍將較為寬松，但最為寬松的階段已經過去，為應對疫情沖擊的資本盛宴開始退場，市場對貨幣政策收緊的預期正在形成。
當前，一些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結構型通脹困擾，美國目前的通脹水平已達40年來最高，全球需求則因一些經濟體的經濟已恢復到疫情前水平而降溫，且疫情反復帶來的不確定性始終難以消除，可能拖累2022年增長預期。在抗通脹壓力下，為確保經濟軟著陸，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速度有加快的跡象，以便在不影響經濟周期的情況下控制通脹。因此，盡管此次市場因早有預期而避免過度反應，但美聯儲貨幣調整的溢出效應仍無法忽略。
國際金融協會數據顯示，除中國外，新興經濟體的整體非居民資金流入在11月底已出現2020年3月以來的首次負值，未來新興經濟體可能面臨不同程度的資本外流沖擊。尤其是當2022年美聯儲開始加息后，市場風險將逐步釋放，更為強勢的美元將對新興市場貨幣產生較大壓力，新興市場資產也將面臨階段性調整風險，同時將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相對弱勢的新興經濟體首當其沖。
面對高通脹和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風險，一些新興經濟體率先加息，但過早過快加息抑制了經濟復蘇。在2021年連續七次加息后，巴西三季度出現技術性衰退，通脹卻仍高達兩位數，2022年面臨滯脹風險，這加大了其未來應對更多流動性壓力的難度。另有一些新興經濟體仿效發達經濟體在疫情危機到來之時實施量化寬松，未來退出也需防范市場震蕩。
從政策調整對美國自身影響來看，目前其債券市場收益率已經較高，未來仍有可能上升。且如果美聯儲開始加息，全球流動性收緊和風險資產波動加大，處于高位的美國股市可能面臨回調。而資產市場調整、財富效應消失、房地產擠泡沫，都可能拖累美國實體經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和世界經濟增長。
當然，目前全球貨幣政策仍處于一個難得的窗口期。至今，美聯儲尚未真正開始緊縮，流動性依然充裕，拐點尚未到來。由于利率處于極低水平，即便美聯儲開始加息，至少2022年上半年貨幣政策仍將非常寬松。從上一輪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看，除非不得已，美聯儲加息幅度不會太大，這可能使美國內外利差不會過度縮小。對于已經習慣“大水漫灌”的美國金融體系而言，利率水平略高就會造成市場“不適應”。此外，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均無全面退出超寬松貨幣政策時間表，已經開始加息的英國央行尚未完成縮減購債。
從這個角度看，其他經濟體完全可以用好這段窗口期，做好前瞻性政策安排，提高經濟韌性和活力，降低未來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可能帶來的沖擊。由于疫情控制較好，中國經濟復蘇勢頭較全球其他地區更強。與美聯儲等發達經濟體央行相比，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整空間更大，可以審慎靈活用好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形成更多支持，以抵御未來可能面臨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