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胡女士訴上海攜程商務有限公司侵權糾紛一案。法院判決攜程賠償胡女士投訴后攜程未完全賠付的差價243.37元及訂房差價1511.37元的三倍支付賠償金共計4777.48元。作為8.5折優惠價的“鉆石會員”，不僅沒有享受優惠，反而多支付了一倍的房價，這種價格歧視損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
近期，從國家到地方都出臺了針對性舉措，劍指“大數據殺熟”，比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了《關于對<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修訂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的公告》，《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近日公布，將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領域，平臺“殺熟”情況仍然存在。
拼版照片：圖為兩名不同會員用戶預訂同一時間同一房型價格對比。制圖：邰思聰
拼版照片：右側為平臺老用戶手機界面顯示內容。制圖：邰思聰
“殺熟”仍然存在
近期，監管利劍再次指向“大數據殺熟”。7月初，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修訂征求意見稿)》，其中新增了“新業態中的價格違法行為”內容。意見稿提到，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有利用大數據分析、算法等技術手段，根據消費者或者其他經營者的偏好、交易習慣等特征，基于成本或正當營銷策略之外的因素，對同一商品或服務在同等交易條件下設置不同價格的情形之一的，給予警告，可以并處上一年度銷售總額1‰以上5‰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營業執照;今年7月，深圳市公布《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明確提出對“大數據殺熟”給予重罰——情節嚴重的，可處5000萬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營業額5%以下罰款。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近年來，已有多部法律、法規、規章針對“大數據殺熟”進行規制，足以看出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通過提高違法成本防治“大數據殺熟”是非常必要且務實之舉，將對創造優良的法治環境和健康的數據生態起到重要作用。
中國互聯網協會法工委副秘書長胡鋼表示，在有明確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對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消費者組織或者檢察機關等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這樣就可大大降低普通消費者主張個人權利的門檻和難度，也從一方面大幅提高了訴訟的效率和成功率，實現專業化、系統化、一攬子的解決目標。
雖然依法治理“大數據殺熟”的腳步沒有停歇，但《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殺熟”行為在一些常用平臺仍不同程度存在。
——記者在某網約車平臺上搜索發現，在同一時間于同一地點出發至北京西站，經常使用該網約車平臺的用戶手機內顯示的快車打車費用預估為69.03元。但不經常使用該平臺的用戶手機上顯示，打車費用預計為51.18元，其中包含了17.05元被抵扣的優惠券。但記者發現，即便不選擇使用優惠券抵扣車費，不經常使用該平臺的用戶打車費用是68.23元，比常用用戶顯示的車費還便宜0.8元。
——在某在線旅游平臺上，四川省某地同一酒店的同等房型的客房，享有8.5折優惠的鉆石會員手機頁面上顯示的客房原價為728元，優惠后價格為472元。但享受9.5折優惠的黃金會員手機頁面上，該房型的原價為668元，折后價格是400元。同時，若是鉑金會員享有的價格也比黃金會員享有的房價高出幾十元。
——在某外賣平臺上，不同用戶在同一家沒有點過餐的店家顯示的優惠紅包價格也不盡相同。一個用戶手機頁面顯示的優惠紅包價格為滿33元可抵扣11元，但另一用戶顯示的優惠紅包價格分別為滿31元抵扣9元、滿53元抵扣13元以及滿57元抵扣14元。
根治“大數據殺熟”困難重重
北京市消協調查顯示，超八成被調查者認為，“大數據殺熟”現象如今相當普遍，且有超五成被調查者表示有過被“大數據殺熟”的經歷。今年年初，中消協表示，有些經營者利用算法進行價格歧視。一是對新老用戶制定不同價格，會員用戶反而比普通用戶價格更貴。二是對不同地區的消費者制定不同價格。三是多次瀏覽頁面的用戶可能面臨價格上漲。四是利用繁復促銷規則和算法，實行價格混淆設置，吸引計算真實價格困難的消費者。受訪專家表示，“大數據殺熟”具有智能化、系統化、批量化、隱蔽性等特點，想要根治仍然困難重重。
——難以察覺，隱蔽性強。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大數據殺熟”問題頻繁出現、屢禁不止，很大程度在于其有一定的隱蔽性，一方面，消費者不經多部手機或者多人同時比對，很難察覺這一情況。另一方面，消費者即便發現價格歧視也難以固定證據，因為消費者并不知道價格A和B之間的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在某些情況下“素人補貼”等情況都會造成單價的不同，消費者很難僅憑借價格的差異來判斷平臺是否在“殺熟”，同時也給平臺留下了解釋的空間，導致消費者舉證不易、維權困難。
——“看人下菜碟”，區分用戶。部分平臺對于蘋果手機用戶也會“格外關照”。復旦大學孫云金教授的團隊在針對網約車平臺的調查中發現，蘋果手機用戶在打車的過程當中更有可能被舒適型車輛，即優享、專車等價格相對較高的車型接單，且這一比例是非蘋果手機用戶的3倍。此外，蘋果手機用戶所能享受到的打車優惠也更少。數據統計發現，蘋果手機用戶所能獲得的平均優惠約為非蘋果手機用戶的一半，優惠金額占據每訂單原價的比例，即折扣比，依舊支持上述結論。
——“精準投放”，誘導消費。專家表示，比如基于算法的推薦廣告，似乎總能“猜中”消費者的喜好，從電線桿上的“牛皮癬”變成朋友圈里的“精準投放”，時刻誘導、干擾消費者。專家表示，一些平臺會分析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喜好，推薦消費者搜索價格區間的商品或服務，多次瀏覽頁面的用戶可能面臨價格上漲。
——發現難、舉證難、認定難。“新用戶的合理期限如何界定?平臺的隨機性交易如何界定?” 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說，“消費者通過不同用戶之間的橫向比較，很容易發現互聯網平臺‘殺熟’，但達到政策認定‘殺熟’的條件，既需要獲取互聯網平臺的核心算法，又需要較強的技術能力去分析算法。”
強化日常制度制約
讓個體免于被算法“算計”
業內專家認為，“大數據殺熟”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平臺對用戶數據的保護和利用不當，除提升監管強度提高相關行為的違法成本外，還要不斷強化日常的制度約束。
胡鋼認為，“大數據殺熟”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個人信息權等，涉及虛假宣傳、價格欺詐、經營欺騙，構成消費欺詐，應當對違法主體進行懲戒性行政處罰，給予受害者懲罰性民事賠償。未來可對非法獲利豐厚，受害者眾多的惡劣行為，立法追究刑事責任。“鑒于‘大數據殺熟’的智能化、系統化、批量化、隱蔽性、兇猛性，在個案突破的前提下，更應適時開展進駐式、突擊式和拔根式的多部門聯合執法治理，并配合消費者組織或檢察機關的公益性訴訟活動。”胡鋼說。
此外，他建議在此基礎上建立舉報人獎勵制度，提供精準線索。“我們要把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結合起來。只有讓所有違法主體承擔應有的、全部的法律責任，才能堅決遏制這種利用技術手段，建立在壓榨普通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基礎之上的，我稱為‘隱私驅動’的流氓經濟。”胡鋼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公安機關、市場監管部門、網信主管部門等要鑄造監管合力，消除監管盲區，提高監管公信，切實用好用夠用足法律賦予的市場準入、行政指導、行政調解、行政監管和行政處罰等權限，保護消費者的隱私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和安全保障權，打擊和制裁各種侵害消費者權益的、違法的“大數據殺熟”行為。對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北京市消協曾建議，采取技術手段和技術設備，建立相應的大數據網上監管平臺，針對網絡信息平臺進行全天候的在線監管，提高對各種隱性大數據利用違法行為的查處能力。同時，可建立誠信激勵和失信黑名單制度，一旦發現企業存在通過“大數據殺熟”損害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的行為，不僅要對其給予行政處罰，還要將其納入誠信黑名單。(記者 烏夢達 魯暢 邰思聰 參與采寫：邱兆翔)
